AI时代,核心人才扛旗的年纪提前了一代人。28岁的姚顺雨、31岁的罗福莉、34岁的陈宇森,更多科技公司亦如是。为了让这批人保持状态,企业对员工健康的投入,正在从过去的“行政成本”,变成一项高回报的战略投资。 这几年,大厂的组织文化,正在经历一场隐秘的转向。 以前是最怕员工“清闲”的。午休多睡一会儿、下班早走半小时,都可能影响效率:人坐得越久,机器转得越快,产出就越高。 但从头部的一些大厂开始,风向有点反过来了。 一些公司不想让员工变成“时刻紧绷的弦”,于是认真研究怎么让员工坐得更舒服、睡得更好、少吃点糖,甚至字节组织员工投票,只是为了换一把椅子。 原因也并不复杂。 第一批在大厂黄金年代里冲出来的人,已经陆续走到中年。他们发现,年轻时很多“睡一觉就好”的职业病,并没有真正消失,只是推迟了十几年到来。 这些迟到的身体账单,最后不只影响个人。状态、创造力和职业寿命一旦被消耗,对公司来说,同样是一笔损失。 因此,今天的公司开始学着把人当作一种长期资产来养。 而这场认知转折,那些经历过大厂周期的老兵们,感受得最为真切。 身体返贫的退休大厂人 卷了半辈子的中国人到了国外,最难适应的,往往是当地的医疗系统。 老陈在加拿大定居两年,这里看病几乎不花钱,但腰肌劳损、颈椎等需要长期调理的问题,大多得自费,而且不便宜。 如今,他每年花在理疗和体检上的钱,至少3万元人民币。 他常把加拿大戏称为“宁古塔”,因为一年里大半时间都冷。 寒风一吹,腰和肩颈就隐隐作痛。那些旧伤,也像在提醒他:自己曾拥有过一段辉煌的大厂岁月,也为它付过代价。 2013年,老陈进入阿里云做开发。那时的阿里是什么样子?他脱口而出:“那是一个极具扩张力与向上的时代。” 大厂的 “早春晴朗”期 陈的Base在北京,但大部分时间都在杭州出差,这几乎成了一种变相的Relocate。 每天早上的首都机场,京杭、京沪航线的登机口,他经常能碰见一批阿里人。 “那会儿国航的CA1715、1716,还有东航、海航的早班机,被我们戏称为‘空中大巴’。八九点的航班上,很多都是阿里的人。” 飞得多了,不少人的国航会员都升成了银卡、金卡,可以进贵宾休息室喝饮料、吃点心。 他记得在杭州出差,每天有150元饭补,酒店到公司的打车可以报销;部门聚餐很频繁,有时周末就会吃一顿,季度还会安排一次Team Building,吃饭、出去玩,甚至住酒店。 “领导自己请也有,走部门经费也有。那会儿吃得好、住得好,喝得也好。” 公司内部,同样是一副热闹景象。 园区里有好几个食堂,南北口味、中餐西餐都能找到。总部会办集体婚礼、家属开放日,在老陈的记忆里,那时候的阿里不仅舍得给钱,也很舍得营造一种“大家一起往前冲”的氛围。 这种感觉在双十一尤其强烈。 “每年到了那几天,园区彻夜灯火通明,我和同事看着大屏上的交易额不断往上跳,从几秒破亿,到几十亿、上百亿,再到几百亿。” “真的觉得不可思议。那会儿有很强烈的感觉,整个经济都在往上走。” 回头看,那大概是中国互联网最意气风发的一段时间。 公司敢投入,员工敢拼命,股票、工资、业务规模都在往上走。每个人都相信,只要再往前冲一点,明天还会比今天更好。 光鲜背后亦有代价 但在光鲜的福利背后,是同样拉满的工作强度。 老陈入职阿里的第一天,就直接进入了997节奏。飞机落地杭州,他甚至没来得及先去酒店,拖着行李便直奔西溪淘宝城。 那几年正赶上移动互联网的拓荒期,阿里也在押注自己的操作系统。老陈所在的阿里云事业部,正参与云OS的开发。 “当年全员All in阿里OS,很多东西都要从底层自己写。我们为了追赶iOS和Android,不停调试、修Bug,一个版本接着一个版本攻坚。” 其中一次重要版本开发,内部甚至给项目起了个名字——“诺曼底登陆”。 “就真的像打仗一样。每天除了吃饭、睡觉,就是干活。有时候回北京,在飞机、高铁上还在分析Bug、写代码。那时候也没有AI辅助,基本全靠自己手搓。” 每天早上十点左右,老陈和同事钻进会议室封闭开发,中午吃顿饭,下午继续,晚饭后再接着写,常常一直熬到凌晨一两点,才打车回酒店。 最累的一次,他连续三个晚上通宵,困了就直接在会议室睡一会儿。 “印象最深的,就是每天晚上同事们桌子上,都垒满了喝完的红牛罐。” 在那个属于大厂创业期的激情年代,企业背负着抢占行业高地的使命,所有人都处于一种亢奋的战斗状态。大家默契地选择了用健康换取时间和红利。 大厂福利 1.0时代 老陈回忆,早期大厂对员工的投入,有着极强的“目标导向”,高度聚焦于能直接拉动当下产出的 “生产力工具” 上。 “牛马的锄头,给的都是顶配。” PC时代,人手一台 ThinkPad T480/T490;后来全面转苹果,直接全员配齐16寸 MacBook Pro,在当时的行业里罕见得很。外设也跟着一路升级,从单屏到双屏,